徐高：对中美关税摩擦及对等关税的理解

  以下观点整理自徐高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6期）上的发言

  中美关税摩擦及对等关税到现在为止远不能说尘埃落定。中间波折较多，最近习又应邀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谈话，预示着关税未来前景可能有所改善。但是，特朗普个人捉摸不定，现在华尔街很流行的一个交易策略叫做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特朗普总是要认怂”），他出台政策后很快又调整，导致市场波动比较大。这种情况下，跟踪最新形势的变化是重要的。但是从经济角度探讨关税变化和关税摩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把握住短期事件背后的长期经济的因素。引用恩格斯在1890年说过的一段话：“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真实的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情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各样的因素……”也就是说，经济和上层建筑包括思想层面、政治层面的东西对历史发展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最后恩格斯指出：“这里表现出的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简而言之，从历史的短期视角来看，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然而，若能把握经济运行的规律，便能在众多偶然事件背后发现某种必然性。接下来将重点阐述美国推出对等关税背后所隐藏的逻辑，进而为分析美国下一步可能的政策走向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提供参考。

  关于对等关税，已有学者进行过分析，其过程具有戏剧性。起初，关税加征幅度较高，但在5月12日日内瓦经贸会谈后，美国政府临时大幅度降低了该关税。自4月2日对等关税实施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较为明确，其意图是通过该关税措施来压缩美国整体贸易逆差。

  美国代表办公室自行公布了对等关税税率的计算公式。右图展示了美国对全球57个国家征收对等关税的税率水平。图中横轴表示美国对别国的贸易逆差与美国从该国进口额之比，纵轴为对等关税税率。由此能够看出，二者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美国对某国的贸易逆差规模越大（即贸易逆差与从该国进口额之比越高），美国加征的关税税率越高。按照美国的解释，其征收对等关税的原因在于，美国认为自身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完全是由别国对美国设置的关税或非关税贸易保护壁垒所致。因此，为了平衡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美国决定加征关税。然而，这一逻辑在经济学上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从关税的整体情况来看，在过去四十多年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的贸易赤字规模确实较大。图中展示了一些主要经济体的贸易赤字或逆差（横轴）占世界GDP的比重。长期以来，全球几乎唯一一个长期贸易逆差国是美国，而中国、一些亚洲国家以及中东石油输出国则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状态。因此，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全球形成了一种“美国赤字，别国顺差”的失衡局面。在这种格局中，美国为全球提供了贸易赤字，换言之，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大多来源于美国的赤字。然而，这种全球失衡的根源并非如美国所言的别国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从简单的经济逻辑来看，一个国家是处于贸易顺差还是贸易逆差，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内部经济平衡。

  从国民收入恒等式来看，公式较为简洁：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等于GDP减去国内内需（消费与投资之和）。换言之，若一个国家存在贸易赤字，则表明其GDP小于国内内需。由于内需超过国内产出，该国需通过贸易赤字进口商品以弥补国内供给不足。相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其GDP高于国内内需，因此需要通过贸易顺差将国内富余的产出输出到其他国家。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或逆差主要取决于国内内需与国内供给之间的平衡。

  可以设想，一个国家即使出口竞争力很强，但如果其国内内需更为强劲，仍可能是一个贸易逆差国；反之，一个国家即使出口竞争力较弱，但只要其国内内需相对较弱，也可能是一个贸易顺差国。因此，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或逆差程度与其出口竞争力，或别国对该国施加的贸易保护程度，在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的核心原因在于其国内内需过剩，超出国内产出水平，这是其贸易逆差的根本逻辑。

  该公式还可进一步变换，以提供贸易顺差的另一种解读。对于任何经济主体而言，储蓄等于总收入减去总消费，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国家层面。由于一个国家的总收入基本等同于其GDP，因此GDP减去消费即为该国的总储蓄。由此可得，贸易顺差等于国家的储蓄减去投资。换言之，若一个国家为贸易逆差国，则意味着其国内投资规模超过国内储蓄规模，需借助国外储蓄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相反，若一个国家为贸易顺差国，则表明其国内储蓄超过国内投资规模，因而需通过贸易顺差将其剩余储蓄输出到国外。这才是决定贸易顺差与逆差的根本因素，与该国的出口趋势并无必然联系。

  美国在过去四十余年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内需过剩。从历史时点来看，美国在二战结束后至1971年8月15日期间，全球货币体系遵循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此体系下，美国承诺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并维持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从相关数据能够准确的看出，1970年之前黄金价格保持稳定，而美国在1971年前是贸易顺差国。然而，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意味着美国不再受黄金约束，可以大量发行美元。美元作为一种价值符号，是美国无成本创造的。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主导力量，美元因此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和国际支付工具，全球对美元存在较大需求。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开始大量发行美元，导致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飙升，这反映了美元相对黄金的贬值以及美元发行量的扩张。这种美元发行量的增加使得美国国内经济主体手中多出了可用于购买别国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符号，从而推动了美国国内需求的上升。从个人角度看，额外获得一笔资金自然会增加支出。因此，美元的大幅扩张导致了美国国内需求的扩张，进而引发了美国贸易赤字的上升，并使其在近年来持续保持较高水平。综上所述，美元的发行机制才是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从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状况可以发现，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无疑是受益国之一。美国凭借其无成本创造的价值符号——美元，从其他国家换回了大量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的进口表现为美国的大规模贸易赤字。因此，尽管美国对全球化存在诸多抱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无疑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然而，事物具有两面性，在受益的同时，美国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美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24%下降到2024年的10%，这一变化与美元的大量输入输出密切相关。其次，美国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的衰落，更主要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国内制造业无法与美元出口业竞争。美元是美国最具竞争力的“出口品”，而美元出口业，即美国的金融行业，是美国最具出口竞争力的行业。

  当某一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极强且能轻易获利时，其他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盈利的行业往往难以发展，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荷兰病”。美国因美元的特殊地位而患上了“荷兰病”，进而导致其制造业空心化。从长期来看，制造业的空心化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极为不利。尽管美元是全球主要的支付工具，而其全球认可的基础在于美国在经济、政治和综合国力上仍是当前全球最强的国家，但可以合理推断，一个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衰退的国家，难以长期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因此，尽管美元的对外输出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全球利益，但也使美国的霸权面临明显危机。这是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一重挑战。

  第二重挑战是其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自1990年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国内工人薪金总额与企业利润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工资总额占比持续下降，而企业利润占比显著上升。这一现象反映了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内劳工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进而导致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例如，特朗普能够两次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美国劳工阶层的支持，这也体现了美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加剧。反观美国国内出现众多全球化“失败者”的原因，主要问题在于美国自身。作为全球化的受益国，美国未能在其国内对全球化红利进行相对公平的分配。因此，尽管美国从全球化中获益，却在国内产生了大量全球化的“输家”，这反映出美国国内在分配机制上存在重大问题。

  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制度决定了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阶级间收入转移支付存在较大困难，例如难以将过度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全球化红利转移给普通劳工。因此，尽管美国是全球化的受益国，但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其所承受的压力却在不断增大，最终导致特朗普政策的整体转向。

  从逻辑上分析，特朗普的政策转向较为简单，即走逆全球化道路，试图回归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全球化尚未开始、美元尚未大量向外输出的状态。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推行对等关税政策。尽管之前提到其阐述的理由并不充分，但从美国长期的大国发展逻辑来看，这一政策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

  因此，对于美国而言，不应低估贸易战或对等关税带来的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因为这实际上是美国内部深层次矛盾的一种体现。尽管短期内可能会出现特朗普时而强硬、时而软化带来的政策反复，但对等关税的实施仍然标志着过去四十年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关税战对美国自身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在过去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既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如今，美国选择走向逆全球化道路，通过抑制别国商品输入、加征关税以及减少美元向海外输出，从而获取逆全球化带来的收益。然而，美国在追求逆全球化收益的同时，也必然要承受逆全球化带来的代价。

  这种代价在短期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美国国内经济受到较大的关税冲击。例如，美国制造业PMI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出现了断崖式下滑。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国内债务的接续难度上升。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国债规模已接近二战时期的高位。与许多人的认知不同，美国国债的可持续性主要依赖于美元的霸权地位，即只要美元仍被其他几个国家接受和认可，且其他国家愿意持有美元资产，美国的债务规模就可以持续扩张。然而，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贸易顺差=储蓄-投资，贸易逆差=国内从别国输入的富余储蓄），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长期保持贸易赤字，这意味着其从其他几个国家输入了大量富余储蓄。例如，中国等国家在获得美元后，并未立即将其花掉，而是将这些储蓄以美元资产的形式持有，并投入到美国金融市场，购买美国国债，从而支持了美国国内债务规模的上升。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对应着从国外输入的富余储蓄。特朗普试图通过实施对等关税将贸易逆差压至零，这将导致美国从其他几个国家输入的储蓄规模大幅收缩。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债规模已处于高位，而减少从别国流入的储蓄规模，将使美国国内债务的持续性面临较大问题。因此，美国的债务可持续性建立在美元霸权之上，而对等关税政策实际上对美元霸权构成了明显的威胁。

  近期对等关税政策出台后，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的走势十分清晰。以下是两个重要的美国金融指标：一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国债收益率越高，表明国债价格越低，意味着更多人正在抛售国债；二是美元指数，其对应的是美国对一揽子发达国家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从数据可以看出，对等关税政策实施后，美国债券价格下跌，美元汇率也下跌，这表明国际投资者对美国能否维持其债务持续性存在疑虑，因此国际资金正在撤出美国。

  这种资金撤出的逻辑是完全合理的。美国此前依赖从其他国家借入储蓄来维持高杠杆增长模式，然而，当其实施对等关税政策、试图减少其他国家向美国的储蓄输入时，这种模式便难以为继。因此，美国自4月以来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反映出其关税战或逆全球化道路已经开始让美国付出代价。美国是否已经充分考虑了这种代价？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政府的反复无常是可以理解的，但未来整个前景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当前，中国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国内内需不足是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过去曾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由于人口红利消失所致，但近年来的经济走势已证明这一说法并不成立。需求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紧约束所在，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尤其在贸易战背景下如何应对外部调整，必须从需求面入手。内需不足的核心问题在于消费不足。解决这一问题的上策是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进而提升消费占GDP的比重，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然而，这一路径在调节收入分配结构方面面临较大困难，因为这不仅涉及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调整，还涉及居民、企业、政府三大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实施难度较大，需要较长时间来推进。在消费难以在短期内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情况下，外需和投资成为重要的支撑力量。2008年之前，中国曾依赖外需，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但显然当前的经济环境已发生显著变化，尤其是在对等关税政策的背景下，中国的外需面临较大压力。因此，最终仍需依靠国内投资来稳定经济增长。

  投资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通过政策刺激投资，但这可能导致投资回报率不断降低；二是不再刺激投资，甚至打压投资，但这将导致去产能的下策局面。许多人认为，产能过剩且内需不足时，通过去除过剩产能来实现市场出清，经济便能轻装上阵。然而，这种观点在理论上过于天真，且在实践中也未取得良好效果。例如，1998年至2002年中国曾尝试去产能，但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原因主要在于，去产能过程中，国内有效需求和产能会竞争性收缩，导致过剩产能反而增加。因此，去产能并非可行路径，中国仍需依靠政策维持经济平稳增长。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源于房地产投资的收缩。换言之，若能恢复房地产投资的正常水平，中国经济在面对外需压力时将更具底气。只要能让房地产市场从深度衰退和大幅负增长的状态恢复到过去几年的平稳正增长水平，中国经济便能在外需冲击下保持稳定。

  截至4月，中国经济的出口数据总体保持平稳，但从出口结构来看，4月以来对美国出口已显著下滑，而对东盟出口则显著上升。这一变化反映出当前中国经济可能仍在经历因东南亚国家的抢出口和抢转口行为所带来的短期出口支撑。然而，这种支撑难以长期维持，未来出口前景仍面临一定压力。在此背景下，国内能否快速扩大投资规模以对冲外需减弱，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

  若对今年的中国经济和市场进行展望，可概括为：在中美博弈中，中国不能输，中国市场不能退缩。美国发起对等关税，其自身也在付出代价。在此博弈中，任何一方退缩都可能助长对方的势力，为对方提供可施加的压力。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压力，中国必须保持经济稳定，而事实上中国拥有较大的政策空间来维护经济稳步的增长的稳定。因此，在当前形势下，今年实现5%的增长目标已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相信，通过进一步加大财政宽松力度，包括对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支持，以提振投资、保障经济平稳运行，中国便能在中美博弈中站稳脚跟，并在维护经济稳定的前提下赢得中美贸易摩擦。